我和中国的故事，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影响我的生活。
大约65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我浏览了许多图书，其中包括旅游文学以及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作品。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特别是火山的照片，深深地吸引了我。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我不仅想去东南亚，还想去东亚的日本，当然还有中国。
这些童年的梦想大都实现了，只有中国似乎遥不可及。具体来说，是我遵循中国的古老智慧，不想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环游世界，而是更愿意去那些有我当地朋友的地方，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向我更好地展示他们的国度。
2004年的时候，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有消息称，中国要仿照德国的歌德学院设立孔子学院。当时的杜塞尔多夫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人社区。毕竟杜塞尔多夫和它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企业在德国乃至欧洲的经济活动中心。五矿集团、中兴通信、华为、中国银行以及其他跨国公司的德国甚至欧洲总部都设在杜塞尔多夫。如今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超过1100家中国公司，其中杜塞尔多夫就有600多家。
2004年，我在杜塞尔多夫担任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校长。有一天，大学国际处的负责人施都伯（Werner Stüber）、曾在北京工作多年的韩彼得（Peter Hachenberg）以及一位名叫李雪涛的中国人一起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我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2006年，由大学、杜塞尔多夫市政府和中国教育部所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2020年改为中国语言教育和合作中心）共同支持的“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
▲2006年12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仪式。右一为Alfons Labisch
2006年，我担任了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理事会主席一职。2007年，我被任命为中国汉办理事会成员，2009年被任命为高级顾问。2011年，我成为中国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荣誉理事。这些职责和荣誉，使我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有机会去中国访问。通过孔子学院年会——我参加过的最国际化的活动——以及中国汉办主任许琳女士每年夏季组织举办的理事会工作会议，我逐渐对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了一些了解。
▲Alfons Labisch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仪式上致辞
我们的中方合作院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进行访问，而北外的相关人员也会到德国进行回访。这些频繁的往来，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同北外的联系，同时也促成了许多共同项目、讲座和出版物的诞生。
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亚洲是不同的，它至少与欧洲存在着差异。通过观察亚洲的这些“不同”，我们欧洲人学会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反之亦然。亚洲人，包括东亚人和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越深，就越能理解他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建立在这种相互理解上的合作，必将结出友谊的硕果。
那么，这个独特性究竟是什么？自东、西方相互了解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我本人不是汉学家，只会说一点汉语，认识的汉字更少。我只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当然我的观点也基于许多思想领袖毕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基于我本人的思考，尤其是与中国学者和学生的讨论，以及许多的日常经验。
当我们回到欧洲和东亚的思想起源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前苏格拉底派，即那些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的欧洲哲学家，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我”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寻找终极的问题，即寻找解释所有事物的终极。早期的东亚资料——《易经》和《道德经》——则提供了一种动态的世界观：在各种力量的不断对抗中，不断地形成新的事物和生命。
从这些最初的想法出发，中西方产生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的形象。在中国形成了以集体为单位的生活方式，而在欧洲，则形成了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和文化。当然，地理和生物条件以及长期的历史发展也发挥了作用。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是一个典范，这个庞大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国教，也不存在唯一的上帝。只有集体的理念才将这个国家的民众凝聚在了一起，从而不惧各种自然灾害和历史的动荡。对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表达了他的敬佩之情。而欧洲则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将科学-技术的现代性传播到世界各地。在黑格尔和其他欧洲哲学家看来，中国是过时的，是一位历史老人。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有所改变。今天，中国是一个未来的大国，尽管很多西方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促进中西文化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历史学院和全球史研究院。学院主要致力于欧亚知识交流方面的研究，并与德国列奥普蒂娜（Leopoldina）国家科学院、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以及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展开了密切合作。在这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中，我们将通过项目、研讨会、讲座和课程，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例如，2011年3月在德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举办了“医学作为多重现代性的媒介——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德、日之间的知识交流和现代化进程”国际研讨会。此次国际研讨会的目的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回顾医学的发展，从而把握和研究现代化的进程，并通过这种方式为当前的全球化问题创造背景知识。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在德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举办的“世界观：从全球到全球化”研讨会上介绍了他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2016年他在科学院的年度会议“跨文化对话中的科学”上就“现代科学是否应当考虑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问题发表了演讲。2017年，我本人有幸在北京举行的“东亚文化交涉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欧亚知识迁移与欧亚知识交流”的主旨演讲。2018年，我们在贵阳孔学堂参加了“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研讨会。
上述五项活动只是我们成功合作的典型例子。我们的基本假设是：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东亚和欧洲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知识交流。因此，在欧亚学者这个松散的学术圈内，我们不是以葡萄牙、英国或德国为一方，以中国、日本或韩国为另一方，而是以“欧亚大陆”为一体来进行研究。“欧亚大陆的知识迁移”或“欧亚大陆的知识交流”这一研究论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通过这个研究项目，我们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知识何时开始在欧亚大陆传播？以何种方式传播？这种知识交流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是什么？我们认为：尽管自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知识交流，但不同文化的特征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至今仍可被立即识别出来。这一发现在全球化方面尤为重要：知识、技术、技能、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交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区域和民族文化？我们期待着，同时也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并使之相互丰富，进而达到文化的多样性。
这种主题和方法的多样性也体现在了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或主持的讲座和课程中。历史理论和历史学方法、东西方知识的开端、东西方的医学、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轴心时代和中国、《易经》中的历史，当然2020年以后，还有瘟疫、大流行病和新冠肺炎，这些都是我在讲座中涉及的主题。我和另一位德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历史、当下及未来的大流行病》已被翻译成中文，近日将在中国大陆出版。我们未来的活动将以“作为全球历史的全球瘟疫”为主题，重点关注不同的社会将以何种方式应对生物挑战，例如包括SARS和COVID-19等“新发生的疾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国曾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做的更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正是在北外、北京乃至中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我和北外的学术、官方“故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作为一名学者，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设想和渴望的生活。北外的校园已经真正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作者介绍：
腊碧士（Alfons Labisch），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前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
来源：今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