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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理人:“在中国亲历抗疫后,我回德国时惊呆了”
2020-04-08 02:33

  德国电信国际咨询公司在中国北京设有分公司,总经理Stefan Weigand亲身经历了2020年初的中国抗疫过程。近日回到德国后,他接受了《焦点》周刊的采访,以自己在中国的相关体会比照了德国的抗疫措施,并预测了德国的下一步走向。

  《焦点》: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疫情爆发?

  Weigand:12月时就已出现了首个有关新型病毒的传言。中国人会因此联想到非典。我们知道一种新疾病可能会迅速传播,但这种危险当时并不明显。

  1月底,农历新年前后,人们已经开始重视这种病毒,许多人取消了他们计划已久的探亲旅行。然而,在这个时间点,疫情的影响尚未在经济方面显现出来。所有庆祝活动都取消了,不管怎么说,中国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焦点》:什么时候才能确定,新冠病毒即将在中国造成重大影响?

  Weigand:对我来说是新年假期结束的时候。之前我在印度度假,想回到中国,但我必须接受14天的集中隔离。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公共生活和经济了。隔离是重中之重。

  然后我飞往我们的曼谷分公司,因为我当时必须尽快回到德国。但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相当吃惊。中国都进入紧急状态了——而德国呢?什么都没有,正常上班、握手,不带口罩。

  《焦点》:您的意思是,我们对中国的关注不够?

  Weigand:2月份的时候,这种病毒对于德国来说顶多是一种“发生在别处”的传闻。在我看来,把视角拉远,这其中也存在着一种能在日常细节中体现一二的根本文化差异。比如说,如果在几个月之前问德国大街上的行人谁家有口罩,我敢说几乎百分百的人会说没有,除了医务人员和已经患病的人。但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有口罩。

  因此,如果德国什么措施都不采取,而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尝试去互相保护,这将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组合。

  《焦点》:现在己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有了出行限制和社交禁令,经济也因此受到打击。您比我们先行一步,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忍受这一切多长时间?

  Weigand:德国比中国晚10周。我认为,在中国仍然需要6周时间来逐步重启经济和公共生活,那么再加上10周——

  《焦点》:那就是4个月。德国的经济该如何跨过这一难关?

  Weigand:这要按各个行业来细分。比如我们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我们的日常业务是与客户在现场合作,举办研讨会等活动;或者通过实地展示项目来争取新客户。在中国,我们已经远程工作了10周。这一切之所以如此行之有效,是因为存在3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优秀的数字基础架构、所有人都通用的互联网平台(例如微信)以及各方有关保持业务开展的坚定承诺。

  但这并非在所有行业都适用。例如在航空业,只有大公司才能生存,能得到巨额贷款、巨额补贴,还将进行集中并购。强公司将接管弱公司。

  《焦点》:所以说限令解除之后,许多公司和它们的产品就将在市场上消失了吗?

  Weigand:一个基础健康、定位良好、拥有有前途的产品和客户以及足够订单的公司,短期内虽然会面临流动性问题,但长期而言不会消失。另一方面,效率低下、定位不明的公司将无法生存。

  《焦点》:我们会出现国有化现象吗?

  Weigand:作为德国人,我对“国有化”这个概念很纠结,这是我们不愿意动用的工具。政府可能会暂时以参股形式发挥一些作用,尤其是在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但也将受部分条件约束。

  《焦点》:我们能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吗?

  Weigand:从2003年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17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从当年的疫情中学到了什么吗?我们这次准备好了吗?我不确定。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一次,我们具备了更强的学习能力。

  来源:欧洲时报德国版公众号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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