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主任、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盖尔·伦德斯塔在牛津大学做了题为“权力与规范：诺贝尔和平奖能够实现什么？——内幕”的演讲。伦德斯塔在演讲中高调宣扬诺贝尔和平奖(以下简称“和平奖”)的“挪威价值观”，并极力为将该奖项授予刘晓波辩护。然而，在提问过程中，伦德斯塔遭到现场听众的炮轰。在听众的追问下，伦德斯塔始终无法对人权概念的界定做出正面回答，并不得不公开承认和平奖其实是一种“政治决定”。最后，这场演讲在伦德斯塔的满脸窘迫和听众的哄笑中不得不提前结束。

　　自称历史学家的伦德斯塔一开始便对到场的80多名听众表示，“我必须十分小心”，“希望今天这里不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在场”。随后，伦德斯塔用将近40分钟的时间阐述了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动机，以及通过这一奖项所希望实现的目的等所谓“内幕”。

　　在阐述诺贝尔遗嘱关于和平奖评选的三个原则时，伦德斯塔开始有选择地引用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价值观有利的理论或观点。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得奖的解释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即“人权——民主——和平”。然而，在演讲和后来的提问环节中，伦德斯塔却始终有意回避关于人权概念的学术界定和争论，也不顾及当今各国对人权及适用范围的理解和不同立场。他流露的口气是，人口不到500万、人均GDP世界第二的衣食无忧的挪威的价值观及对人权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普世价值观”。

　　在回答听众提问是时，伦德塔斯遭遇尴尬。当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表示，“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没听说过这名‘异见者’”时，伦德塔斯开始选择性的运用中国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第41条关于公民的批评和建议权为刘晓波辩护，但他却没有提及中国宪法第51条关于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限度、第52条有关公民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

　　在回答一名亚裔女士提问时，伦德塔斯的回答暴露了人们之前猜疑的、但和平奖委员会从未公开承认的“内幕”。他表示，挑选一名中国异见人士涉及很多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应当处理中国问题。我们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更难，那就是应该将奖颁给哪个中国人？”伦德塔斯进而颇为得意地说：“刘晓波本人固然十分重要，但最终帮我们下了决心的是中国政府。2009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将他判刑11年，使他一夜之间不仅成了一名维权人士的代表，同时还成了人权本身的普世象征。”接着，他表示，“关于西方价值观还是中国价值观的辩论是陈旧和过时的，这属于上世纪90年代。”

　　当回答牛津大学一名政冶学教授关于评选及委员会决策过程公开的问题时，伦德斯塔表示：“我们50年以上的材料，包括提名情况等全部对外开放，当然，委员会会议纪要除外。”至于外界对委员会独立性的质疑，伦德斯塔表示，委员会5名成员由挪威议会选出，可以选任何人。政治家往往惺惺相惜，因为多倾向于选择前政客。“我本人是名教授，但我认为谁获得和平奖不应由教授来决定，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如果说政治家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其能够做出政治决断，而大学教授对做决策完全不在行。教授们等专业人士可以参与评奖过程，但无法想像如果委员会由5名教授组成，那就至少要开2—3个会来决定‘和平’的定义，还要讨论许多不相关的事情。教授们能做好很多事情，但不善于做出政冶决定。”

　　当一名牛津学生质疑2009年的奥巴马获奖理由不充分时，伦德斯塔的辩解显得有些“强词夺理”。他说：“2009年谁对和平的贡献最大？除了奥巴马，我想不出第二个对国际环境施加如此积极影响的人。”伦德斯塔接着重复三遍，“他努力过，努力过，努力过”，引起在场听众的哄笑。一名听众插嘴说：“我也努力过。”伦德斯塔还为刘晓波获奖辩护说：“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5日被判刑，即奥巴马获奖两周后。我们严格遵守了‘前一年’的时限要求。”

　　一名来自美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牛津大学政治学女博士生得到提问机会后质疑说，“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为什么和平奖经常颁发给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你如何定义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者？”伦德斯塔对这个问题有些尴尬。他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对这些词语的定义有些松散。我们不能把南非图图大主教或者卢图利（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袖，南非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编者注）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是‘人权活动家’。通常而言，只有来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我们才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而对（缅甸的）昂山素季，我们不称其为‘异见人士’。这里面很有文章。”这样的回答又遭到听众不太满意的哄笑。

　　最后提问的是一名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牛津大学工程系博士生。这名博士生说，他在中国生活20多年，亲眼目睹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各方面的巨大进步。比如，在中国可以自由讨论任何话题，政府会倾听人民关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奖给刘晓波是一种‘选择性偏见’。很多中国人瞧不起和平奖，将之形容为‘挪威议会奖金’，毕竟所有委员都是前政客，有些人甚至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不了解，这严重威胁到评奖的公正性。”这名博士生最后提问：“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伦德斯塔显得极为不自在。在听的过程中，他的脸色就变得通红，在回答时，更是语速明显放慢。他说：“我从来没有提到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我对此也不清楚……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你了解的比我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中国人民对取得的成就也十分自豪。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充满躁动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充满不稳定的国家，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知道会有巨大变化。”

　　也许是看到伦德斯塔额头冒汗、满脸通红，讲座的主持人、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尔斯女士稍后宣布，原定于19时结束的讲座提前收场。